Monday, February 23, 2009

新加坡国际导游日= 畅游海南街

二月二十一日是国际导游日.新加坡旅游协会也举办了免费导游服务,让有兴趣新加坡历史文化的朋友旅客参加.节目多姿多彩,除了为小孩子们增添一些令他们玩得很开心的化妆和气球外,还有其他的表演,如太极剑等.我感到很怀念,因为我参与的旅游景点是小时爸爸经常带我来的海南街.因为我正是海南人,所到之处都是很熟悉的地方,只是物是人非,一切都改变得令我感到有点伤感,但又感到无奈.社会要进步,旧貌就必需让路.那香喷的海南鸡饭,饭团,咖啡店的飘香,都令人欲罢不能..海南街啊,还有一街,二街,三街,..唤起了我无限童年回忆.
















王义元(抱小孩者)在“共产鸡”扬名新加坡
照片:南海网
 东南亚的“共产鸡”
王义元是海南乐会县(今琼海市)乌皮村人。1930年代,他从海南漂洋过海到新加坡谋生。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成立初期,老人家思乡心切,就把 鸡肉摊档的招牌取名为“王共产鸡肉”。顾客跟他买鸡肉时,只知道他姓王,便干脆叫他“王共产”,他卖的鸡肉也便叫“共产鸡”了。
南洋“海南鸡饭”开创人
早期卖白斩鸡,“王共产”饱尝了艰辛和心酸。那时候,他从海南到新加坡,为了养家糊口,每天手提两个竹箩在街巷里穿行叫卖白斩鸡。后来有了一些 积蓄,最早在巴米士街(俗称海南二街)的“桃园”咖啡店租了一个摊位卖鸡肉做起老板。当年他请了个伙计叫莫履瑞,也是琼海人,小伙子手眼机灵,跟在“王共 产”身边干了一二年,学会了选鸡、烫鸡的秘诀。莫履瑞后来成为了名扬新加坡、香港、台湾等地的“海南鸡肉第一家”的“瑞记饭店”老板。
“桃园”咖啡店不久易主,“王共产”也结束了营业。上世纪四五十年代,王义元又在新加坡密驼路(俗称海南一街)的“琼林园”咖啡店内,摆摊继续 卖白斩鸡。他其时六、七十岁,和老伴每天一起经营这个摊子。有人考证过,他是新加坡第一位卖海南白斩鸡与鸡饭的老板,也可以说是新马两地、甚至南洋一带海 南鸡饭业的开山鼻祖。
再说了,他的助手莫履瑞出来后自己创业,在巴米士街的另一家咖啡店租了一个摊位卖白斩鸡,自己当起了老板。一次,一名新加坡的报馆记者为莫履瑞的摊档专门写了一篇文章,介绍海南白斩鸡与鸡饭的特色。这下莫履瑞出名了。
“听老一辈的人说,50年代‘瑞记’的生意做得很火,莫履瑞也成为新加坡‘海南鸡饭’行业的领头人。只可惜后来其子经营不善,一路滑落,‘海南鸡饭’的知名品牌不再光鲜。”卓俞妗女士说。
对此,海南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王春煜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遗憾地说,他于1984年到新加坡时,了解到“瑞记”已经倒闭,原因不一而足,一个响亮的“海南鸡饭”品牌就此没有重振昔日的风采。
“王共产”夫妇在“琼林园”卖“共产鸡”,时间不长,就结束了卖鸡肉的生意,到乡下过简朴生活去了。他老人家做梦都想不到,自己发明的“共产鸡”,竟然让新加坡的海南同乡甚至当地人念念不忘。
“王共产”是个有正义感的人,讲义气,为人随和,在他的摊位吃饭,一时付不起账的,他就跟人说有钱再还。所以,老人于50年代末期在新加坡陈笃生医院病逝时,许多他生前认识或不认识、受过他帮助的人都到他的灵前致哀。
几年前,记者在新加坡探亲期间,家里人在茶余饭后还兴致勃勃地聊到“共产鸡”。可见,“共产鸡”三个字,在新加坡海南同乡的印象中,是“海南鸡 饭”的一个代名词。我的爷爷当年在新加坡谋生时就曾吃过“共产鸡”,他曾说,“共产鸡”的鸡肉皮薄、细嫩且肉不老,色泽油光滑亮,沾上用特别配料调制成的 辣椒蘸料,吃起来满口生香,可以吃得下几大碗饭。
 “海南鸡饭”名扬海内外
话说回来,再说“共产鸡”。“王共产”不是海南文昌人,他在去新加坡前,就从文昌文城镇文南路33号“毓葵鸡饭店”老板那里,下了苦功“偷师”学艺,学得“毓葵”老板伍毓葵养鸡、烫鸡以及如何用蒜头、辣椒、姜、葱等调配佐料的烹制秘笈。
据说,“共产鸡”的作法是,将光鸡的鸡脚反扭放进已开了个小口的鸡下腹内固紧,将鸡脑袋固定在鸡翅膀下夹住,在鸡腹里填进几片老生姜、放适量的 味精,在鸡的外皮抹上适量的盐,然后把鸡放进烧滚的清汤中不停翻转,使鸡身四周受热膨胀成型;改用细火慢煮,至八成熟时捞起,涂上麻油,让其自然冷却。
鸡饭的作法也很讲究。煮饭前把洗净的米在竹筛里晾干,用猪油、蒜头炒,再用鸡汤煮饭,煮出的饭一粒粒互不粘连,还包一层鸡油,煞是诱人。传统的“海南鸡饭”包括:白斩鸡、饭团、大蒜辣椒酱和黄瓜丝等。
现在,“海南鸡饭”已经成了新加坡最负盛名的美食之一。有的“海南鸡饭”店并不是海南同乡开设的,而是其他如广东、福建、潮州,甚至是外族人如马来人经营的,店里却高挂“海南鸡饭”的招牌以招徕顾客,足见其受欢迎程度。(作者 卓兰花)


海南二街可算是"汇兑街"

华人汇庄,也叫民信局。在没有民信局之前,"番客"接济家乡的血汗钱,都是托水客带回。水客一年往还家乡一两次。那时,"番客"人数少,水客的服务还能应 付需求。後来南来谋生者越来越多,汇款回乡的需求也跟着增加,水客的"服务",已不能面对时代挑战,汇兑业这时便应时而生。

汇兑业当时所以那麽受欢迎,还有下面几个原因:

1.营业时间长
一般的汇庄,从早上8点便开门做生意,到晚上8、9点才收工。就算星期日或公共假期,店里也照样有人办公。对一些汇款人来说,大家白天忙於做工,只有利用休息日或下班时间去汇款。这段对他们"方便"的时间,只有汇庄提供服务,银行是办不到的。

2.服务普及乡村
从民信业汇款,服务可以普及各乡村,还有专人送信上门,对一些年老的侨眷来说,十分方便。银行的服务,便没有这麽普及。它们只在中国的城市设有分行,住在乡下的侨眷,要领侨汇,必须老远赶到城市来,既费时又麻烦,这是汇款人喜欢光顾汇庄的原因之一。

3.有回信
从 汇庄寄钱,三、二个星期後,汇款人便可接到收款人收到钱後寄来的家书。遇到乡下的侨眷不识字,汇庄委托的送信人还可以帮看书信或替收款人代覆家书。常 说:"家书值千金",旅居海外的游子,都想从家书里,多知道一些家乡的近况。到银行汇钱,便没有这方面的"好处",汇款人只能在银行收到一张家人接到汇款 後的收据。

4.可赊账
汇款人遇到手头紧而家乡又急着等钱用,怎麽办?只好向汇庄商量赊账了。很多汇庄,由於讲感情,常常让顾客赊账;遇到老实的顾客,有欠有还,大家还有来往。碰到存心赖账或无力还钱的顾客,吃亏的便是汇庄了。

搞民信局这一行,由於要透过银行转汇,获利只有千分之一。只要一个汇款人欠账不还,不知要做多少宗生意,才能弥补这些损失。

在华人的汇兑业里,以福建、广府、潮州人经营的最多,规模也较大,如当年南洋中华汇业总会会长林树彦先生的侨通行,侨汇网分布中国、新马与印尼各地,属下 的雇员,少说也有百人以上。在收汇数额方面,战前每星期有10多20万元,战後生意做得更大,收汇额每周高达40、50万元,以现在的币值来算,大概是几 百万元了。一星期便收到几百万的汇款,这数目不能说不惊人。

新加坡海南人的汇庄,50年代时有20多家。这20多家海南汇庄,都集中在小坡三条海南街或附近。其中海南二街可算是"汇兑街",因为大部份的海南汇庄,都集中在这里。

海南二街也叫做巴米士街,由海南人经营的汇庄共有12家之多。这些汇庄包括四宝文、南同利、民安行、三盛、富裕、丰盛、南方、和记、普记、协和与南兴昌。

海南三街的汇庄有恒成、光亚与益华等几间。海南一街有顺成隆、人信庄与阜安等。在大马路,除了挂上药铺招牌的万安堂与做布庄生意的永利华收民信,万合丰与 南安等商号,也兼营汇兑业务。还有琼盛与汇元丰,这两间民信局是在美芝路。由於汇庄的利润只有千分之一多,为了增加收入,几乎所有民信局,都兼营他业,或 以他业为主,汇庄副之。如曾任多届琼侨汇兑公会会长职的黄正本先生,他的永吉昌汇庄,便兼营布业;卢宁先生的"四宝文",印刷业比汇庄更赚钱;先父大珍公 主持的"顺成隆",兼做船务与客栈生意。其他如王其雄先生的"南同利";庞若愚先生的"南方",都以制作各种喜饼远近驰名;黄实甫先生的"阜安",主力在 布伞业;陈学经的"长安",旅店业远胜过他的民信局。

汇兑业,竞争也十分激烈,我的童年,便是在父亲的顺成隆汇庄里渡过的。

记得读小学时,碰到学校假期,我有时早上7点多钟,便跟店里的伙计老何到四马路的邮局领信包。我们这样做,便是为了要提早把从海南岛收款人那里寄来的覆 信,尽快送到汇款人的手里。如果不提前到邮局领取信包,只好等到下午邮差把信包送上门来。父亲说:"等邮差来派信,我们的服务会比人家慢,还是自己提前去 邮局拿信来得好。"

所以,不管刮大风,下大雨,每天早上到邮局领邮包,已成了店里伙计的一项日常工作。伙计领了邮包回来,父亲便忙着把一封封的覆信分门别类,是马来亚联合邦 的便归到联合邦的一组,新加坡的又以姓氏来划分。等把所有覆信清清楚楚归类之後,联邦的信件便尽速托人带到联邦代理处,新加坡信件,则等着汇款人来领取。

事实上,那个时候,每天早上到邮局提前领取邮包的何止我们一家?很多汇庄,都用同一方法,争取时间,希望尽快从邮局拿到包裹。把信件交到汇款人手里。记 得,那时候,每次快到农历年时,邮差便会派出代表,手里拿着一本认捐的簿子,到各汇庄"走动"。当时邮差没有花红,薪水也低,他们只有利用这个方法,找些 外快来过年。

在汇庄里长大,我知道父亲常常在生意上碰到很多烦恼,这些烦恼,主要与资金周转有关。我们在马来亚与婆罗洲、汶莱等地,共有几十个代理商,每次代理商把当 地汇款人的信件寄到店里来时,都没有把钱同时随信寄达。作为一间汇庄,为了争取时间,必须设法先为这些信件垫款,把钱汇回中国。如果不这样做,各地代理 商,会说你不相信他们,有些甚至会以这点做为理由而找别家汇庄合作。最要命的是,长期的生意来往中,被他们拖欠的一些旧账,恐怕也从此泡汤,讨不回了。

父亲很担心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,所以他时时刻刻都为资金周转而发愁,越是过年过节,他的日子也越发不好过。因为每逢佳节时刻,代理商从马来亚各地寄来的汇 款信件也就越多,如果银行里没有一笔充足的周转金,怎能应付这些堆积如山的信件?万一汇款不能及时送到中国,让汇款人的眷属应付佳节,这个责任应由谁负 起?

父亲干了30多年汇兑业,表面上看生意做得不错,但事实上却不是那麽一回事。他去世时,联邦很多旧账收不回,到底这些账目有多少?恐怕只有他老人家才知道。而银行方面在他去世後不久,便不断来讨债。

像父亲这样的情况,相信是当时一些民信局的写照。经营这一行业的人,碰到的烦恼,相信大半都是资金周转上的问题。

汇兑业到了60年代,开始走向没落,因为这时候,很多当年汇款回中国的"番客",已成了本地公民,他们在中国的家眷,也大多数已经南来,没有再汇款回去了。

据说,今天的银行,替顾客汇款到中国时,在当地也有专人为收信人提供送信到门与写覆信的服务。这种服务,早期的民信局早已做到。

海南人的民信业,在卢宁、黄正本、林少章等人的努力下,战前已成立了琼侨汇兑公会,会所设在当年密驼路一间咖啡店楼上。咖啡店後来结束营业,这间店成为郑古悦巴士车厂办事处。

琼侨汇兑公会的会所,本来是琼州人的一间俱乐部,1936年俱乐部解散後,才改为汇兑公会,首任会长为林少章先先,聘请林凤瑞先生为书记,李大丰先生管理会所。

接下来的岁月里,琼侨汇兑公会的会长职位,先後由已故的黄正本先生与目前尚健在的卢宁先生轮流担任,大家任劳任怨,为当时海南汇兑业的发展,做出了极大贡献。

据卢先生回忆说:"当时外汇统制很严,当局又要保证金,还有侨汇自由兑换限制令等等,我与正本先生等几位公会负责人,天天为这件事奔波,找有关当局磋商,才解决了问题。"

可惜的是,具有50多年历史的琼侨汇兑公会,没有出版过任何纪念刊,为当时的风风雨雨留下雪泥鸿爪。倒是林树彦领导的南洋中华汇业总会,留下3本特刊,前 两本出版於1947与1948年,刊物名称叫《南洋中华汇业总会年刊》;1958年出版的那本则改名为《汇业特刊》。

(《原载新加坡琼州会馆135周年纪念特刊》)


新加坡海南二街


新加坡海南二街是巴米士街(Purvis Street)的俗称。它和海南大街即密驼路(Middle Road)及海南三街,即畲街(Seah Street)齐名。
早期,海南人从海南岛漂洋过海来到新加坡,大都聚居于这三条街,俗称就是这样来的。
至于另一条在附近、正式名为海南街(Hylam Street)者,则鲜为人知。现在它已被融入白沙浮中心(Bugis Junction)。
从前,你只要跟出租车司机说要到海南大街、或二街、或三街,他可毫无疑问地把你载到目的地。可是现在知道海南街的人越来越少。最近有人告诉我,他的朋友叫出租车送他到海南二街,出租车司机感到茫然,摸不着头脑。
历经风风雨雨,随着社会环境的变迁,新一代的海南人多数已不再继承祖业,发扬光大。现在,海南街大部分的店屋已由非海南人经营。海南街的面貌,可谓已今非昔比.
海南二街可说是和我结了不解之缘。我们的龙氏公会就坐落在海南二街,从小就跟着父亲到公会活动。每当父亲在公会办事时,我就在五脚基走廊徜徉。
当时还有沿街叫卖的小贩。记得有一个挑着扁担卖鸭肉的小贩,可以让顾客用一毛钱赌运气,赢得那令人垂涎的鸭肉吃。我口袋的钱虽买不起鸭肉,但却可以碰碰运气。不过这一来,恐怕我的血液里就这样开始流着赌博血球了。
鞭炮被禁之前,每逢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,海南二街更是热闹非凡。那是众人每年期盼的日子。
夜幕低垂时,好多屋子里顿时活跃起来。大家手忙脚乱地准备一串串的爆竹,在不约而同的时刻便竞相点燃起来。
约傍晚七时许,不知哪家抢先释放出第一响炮声。接着燃爆竹竞赛已然开始。
只见一串一串的爆竹,从各家二楼窗口用竹竿垂吊下来,楼下有人负责点火。霎时间,震耳欲聋的爆竹声此起彼伏,持续了大约二十多分钟之久。
这时整条海南二街弥漫着烟雾,不见行人,来往的车辆皆须改道而行。当炮声休止,烟雾消散之后,只见整条街铺盖着一层红红的鞭炮纸屑,蔚为奇观。
现在的海南二街餐饮店林立。其中由海南人经营的还有六家。他们大都烹饪各式海南饭菜,享誉遐迩的海南鸡饭更是少不了,有一两家还兼料理海南式西餐。
我曾遇到一位非海南籍部长,带着家人到某餐室享用海南美食。传统海南佳肴的知名度,可见一斑。其它还有泰国式、欧美式、中国北方式及日本式的饮食店。
海南二街可说是名符其实的美食街了。
海南二街的建筑群已被规划为保留区。有朝一日,倘若这条街道改成步行街,那海南二街又将有一番新的景象。(来源:新加坡《联合早报》,作者:龙莆以)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导游是我们国家的亲善大使,一言一语,一举一动都充当了代表国家的形象.我们都负载着一个使命,那就是为国"争光".在每一个景点,每一个场合都是工作的舞台.